信息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杂志

“严管就是厚爱，治病为了救人。”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工作报告“工作体会”中明确提出，全面从严治党，要运用好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。实践“四种形态”，是纪委转变职能的有效抓手，通过对各个形态的把握运用，形成各有侧重、分类施策，层层设防、标本兼治的战术布局，能够很好实现惩治极少数、教育大多数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，必须深刻理解、准确把握、精准运用。

第一种形态是“四种形态”的基础，重在“注射疫苗”，促使党员干部不忘初心，敬畏组织、敬畏纪律。第一种形态对应的是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解决问题靠的就是日常教育监督管理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。这相当于防范腐败病毒的第一道防线，主要是在党员干部着凉打喷嚏的时候，提醒及时添加衣物或打预防针，起到防初萌、治未病的效果。要通过开展函询、约谈、诫勉谈话、召开民主生活会等方面的工作，让咬耳扯袖、红脸出汗成为常态，及时消除问题隐患。用好第一种形态，重点是各级党组织切实扛起主体责任。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敢于拉下脸来谈、横下心来管、硬起手来抓。浙江建立约谈制度以来，省委主要领导带头约谈，带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。其中2016年上半年全省对省管干部的谈话函询就达到103件(次)。

第二种形态是执纪问责的开始，属于“发病”的初期阶段，已经违反党的纪律，需要予以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。第二种形态要成为“大多数”，就需要各级纪委转变执纪理念，在线索处置、纪律审查、执纪审理等各个环节，都揪住小节不放，做到无病预防、初病早治、动辄则咎。同时，对于那些主动交代、检举立功、挽回损失的党员干部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可以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组织处理，免予党纪处分，实现向第一种形态的转变。从浙江情况看，2015年被警告、严重警告等党纪轻处分的干部占党纪处分总人数的46.5%，2016年一季度上升到55.49%；2015年全省共调整“下”的干部769名，其中省管干部35名、市管干部92名、县管干部576名。实践证明，效果还是比较好的。

第三种形态是纪与法转换的关键，重在“刮骨疗毒”，让游走在纪法边缘的党员干部反思警醒、悬崖勒马。必须注重发挥好第三种形态在管党治党中的作用。针对此类党员干部，要通过党纪重处分以及“断崖式”降级等重大职务调整方式，做到大病快治。治病是为了救人，要教育党员干部相信组织、忠诚组织、敬畏组织，多大的事都要主动向组织讲清楚。对那些严重违反党纪后知错、悔错、改错的干部，要注意区分情形、区别对待。对主动向组织坦白、愿意改过自新的党员，要给机会、给出路、给政策，使其洗心革面、迷途知返，实现由后一种形态向前一种形态的转化。这其中既有深刻的政治考量，也是我们党“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”一贯方针的体现。但是，这绝不意味着为了追求“少数”这个目标，而在纪律审查中可以点到为止、高举轻放。特别是对那些对抗审查又涉嫌违法的党员，要按照刑事处罚有关最新规定精神予以从重加重处理，实行第四种形态。

第四种形态是前三种形态实施后的理想目标，重在震慑，让极极少数受到法律的严惩。“四种形态”提出后，有人担忧，“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”，是不是反腐败节奏要放缓，力度要减弱？其实，这是对“四种形态”的误解。首先，保持惩治高压态势本身就是“四种形态”中的一种，是对前三种形态得以实施的有力保证。其次，这个极极少数是相对于监督执纪覆盖的全体党员干部而言的，绝不意味着力度减弱。对于那些十八大后不收敛、不收手，问题严重、群众反映强烈，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，三类情况同时具备的是重中之重，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，做到利剑高悬、震慑常在。2015年浙江省纪检机关共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线索698人次，这在“四种形态”中所占的比例已经是极小的部分。据统计，2015年浙江省在立案查处的违纪人员中，单纯给予纪律处分的占94.7%，2016年一季度达到96.8%，如加上数量更多的诫勉谈话、批评教育的对象，第四种形态已然是极极少数。

“四种形态”既是监督执纪问责的工作方法，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。各级党组织和纪检机关要认真践行“四种形态”，及时匡正和校准党员的越轨、出界行为，建起“好同志”与“阶下囚”中间“带电”的缓冲区，从根本上减少腐败存量、遏制腐败增量、净化政治生态。这既是对党的事业负责，也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严管厚爱。（省纪委常务副书记 马光明）